陛下以平江、镇江两镇节度使出阁，望依平江府例，改为府额。

臣尝肃容稽首，伏读《国史》，至景祐中，京师地震，直史馆叶清臣上疏，有曰：「顷范仲淹、余靖以言事被黜，天下之人齰舌，不敢议朝政者，行将二年。愿陛下深自咎责，详延正直敢言之士，庶几明威降鉴而善应来集也」。书奏数日，仲淹辈得近徙。臣有以见仁宗皇帝祗畏天威，优容谠直，未尝以遂非为心也。又读至范仲淹既徙润州，谗者恐其复用，遽诬以事。语入，上怒，亟命置之岭南。参知政事程琳独为上开说，明其诬枉，上意解，仲淹讫得免。臣又有以见仁宗皇帝照破奸谗，消平诬枉，未尝以终怒为心也。夫人才，天下之元气；公议，国家之精神。所恃以为天下国家，此而已。今清臣一言而仲淹有近徙之命，程琳一言而仲淹破谗诬之疑，虽执政大臣如王随、陈尧佐等辈，亦不能沮抑而龃龉之。此四十二年之治所以独为本朝之冠也。猗欤盛哉！陛下纂图御极，几三十馀年矣，容谏尊贤，一念每以仁祖为法。比者更化，登崇俊良，涧谷诸臣，悉膺聘召，气象翕然向庆历矣。乃有直臣不容，相继远引，如臣汝腾则以夺琐闼去，臣霖则以论事不合去，臣斯得、臣愿质则以泰来之劾去，臣伯玉则以都曹论台臣去，臣栋则以夺中书去，臣钺则以谒告去。越明年，臣梦炎则以乞郡去，臣遇顺则以论贵戚之卿去。自是以来，上之人则以常人吉士为国，下之人则以哗竞朋比为的，彰然立赤帜，以钳天下之口，以拂天下之公论。然风雨如晦，鸡鸣喈喈，忠志之士未尝不以哗竞朋比为忌，而不言国事之非也。虽至愚如臣，亦有救解直臣之说，消平喜怒之说，独相之初不可不谨重之说，避殿之后不可复贺雪之说，君相之体不可独运之说，大德浸衰不可不修省之说，奸邪不可比肩之说，君子小人消长之说，蜀上流当立三大屯之说，贵戚之卿不可帅钺之说，喜静恶激、喜顺恶拂之说，御笔不可不收回之说，蜀亡不可不急救之说，大奸不可复用之说。多言数穷，取恶已甚，揆以时义，所合汰归。累章陈词，有志未遂。而臣之微意，亦欲于未去之时，深为君子谋，所以冒万死，吐露于陛下之前者，正以臣汝腾等排奸论事，虽或过于激，或流于狂，或失于不中节，然要其本心，则皆忠于爱君，忠于卫社稷，忠于扶世道者。今绵历已跨二年，而疑谤犹未尽释，几若与之相忘于江湖之表。岂诸臣他有过尤，不足以供一时之用耶？以臣察之，诸臣以清白为质，以正平为则，以脩姱为能，以芳菲为服媚，以博謇为好尚，以中正为矩矱，未尝有所过尤也。曰：然则何为而弃梗乎？曰：谣诼好妒，既妄谓蛾眉之善淫，而灵修浩荡，又不察民心之屈抑。此朋比哗竞之谮，所以入人之肤、蛊人之心，至于今而未解也。上之人不过曰，吾方以安静为主，彼乃以哗竞为说。不思每有除拜，众言辄纷纷，当时反以为好事，似未可以哗竞訾之也。吾方以独运为政，彼乃以朋比为心，不思上自以为是，诸大夫莫敢矫其非。识者乃以顺旨雷同，深负为臣之义，似未可以朋比疑之也。动摇山岳之地，既以哗竞朋比之说媒糵于其先，进退百官之朝，复以主静喜顺之说阴制于其后，此诸臣所以屈心抑志，宁郁邑而不伸，死直忍尤，宁顑颔而不遂也。且非特诸臣也，后之以直道忤时者，大抵皆如是也。臣每一念此，为之动色以相哀，冯心而长喟。臣既不能随诸臣以去，已为遁尾之厉，若贪荣恋宠，侥倖复留，而不能为诸臣出一语，以解久结不解之愤，其视东汉之世愿膏钩党之鼎者，何止去三十里哉！臣既以书抵宰臣，又当天变荐臻之时，盛夏常寒之际，复效叶清臣、程琳辈开解仁祖之意，为陛下底里言之。欲望宸聪开悟，圣断果决，念人才无终弃之理，察世道有当反之机，特举仁祖所以近徙范仲淹等故事，抆拭已去诸臣，节次擢用。使见为监司郡守者畀以收召，以需远次者畀以见次郡，见食祠廪者畀以近次郡，在谪籍者畀以祠廪，被谪降者复其元官而畀以廪禄，在选调者特与改秩而畀以外任，一如仁祖节级近徙之制，不惟上可以回天心而弭天变，下可以允公议而服人心，虽诸臣得路，亦将永肩乃心，尽展所学，以扶宗社，以福苍生。其所裨益，岂浅浅哉！臣一无能解，每念报国，独惟荐贤，用敢以诸臣抑屈久困之状祈哀于陛下。若犹未以臣言为然，是永锢诸臣，终非盛世之美事。臣愚至是，其技已穷，惟有痛自咎责，宁屈微臣之身，以赎诸臣之过而已。拳拳此心，天地鬼神实临之。惟陛下幸赦。

臣么琐孤踪，分甘远外。嘉熙庚子待罪史筵，尝因三馆之对班，获穿延和之细仗，首论宰相不公不和之害，次陈国势或盛或衰之机。一远阙庭，七更寒暑。兹缘愚戆，复齿朝行。荷恩过深，其忍自嘿？适值延和之再御，敢忘贱悃之毕陈，惟陛下幸听。臣泛观今日之天下，主势其孤乎，国势其卑乎，理势其逆乎，事势其危乎，地势其蹙乎，祸势其迫乎。臣非好为是危言也，当危急存亡之秋，见其势之所趋如是，若又有所怀隐而不言，是欺陛下也。为人臣而以欺事陛下，是不忠也。不忠而欺，臣实有罪，敢昧死言之。人君之身，天人之所交归也。扶持之有道，则合两间而归一人，奄四海而居大宝，否则寡助之至，廉陛虽严而势易孤矣。莫大乎天命也，而雪闭雷蛰，梅隔旱乾，土填逆行，太阴过蚀，几若有绝陛下之心。莫切乎人心也，而峒寇鸱张，淮流蜂起，蜀卒负固，衢民啸凶，几若有离陛下之心。忠智之士知其身之不容也，则卷怀吾道，绝望王朝。鲠直之臣知尽言之无益也，则唶舌缄辞，饮气下土。去者往而不返，留者兆足以行，几若有去陛下之心。不特此也，淳祐之党人，叨陛下之爵禄非不厚也，而私语诸人，则曰「恩我者权相也」。淳祐之将帅，膺陛下之宠渥非不隆也，而每对人言，则曰「私我者权相也」。下至佞人憸夫，知有私室权势之可趋，而不知有王室君父之可尊；宦官女子，知有私门货赂之可贪，而不知有公家富贵之可宝。往往利在近习，则趋近习而不顾陛下；利在女谒，则趋女谒而不顾陛下。遂使一人之尊，茕然独立，岂不大可惧哉！臣所谓主势孤者，此也。国家以仁义为利也，清明在躬，则崇德义而风俗行，贱货财而廉隅立，否则上好下甚，惟利是趋，而势易卑也。且财者，天下所共宝也。自贱货尊德之教不兴，而天下始宝私财；远利尚德之风不作，而天下始务殖货。罅隙一开，趋者澜倒。今日某丞相进金珠若干万，而经营复入；明日某执政进宝货若干万，而侥觊柄用矣。今日某尚书进金银若干万，而保全宠眷；又明日某殿帅进金钱若干万，而图久任矣。今日某赃吏进缗钱若干万，而得美除矣。下极其力之所至而有所贡，上视其数之几何而有所报，君臣之间，相觌以货，相赂以利，如市道焉，固已非矣。而宫闱之秘奥，左右之便嬖，邸第之亲贵，苞苴亦皆得而行焉。吁，此何等气象而见于今日耶！虽得之道涂，未必尽实，然功效神速，声势张皇，愚者言之，贪者焮之，遂谓天下之富贵果可财利而得。于是求之宫㜮，求之宦寺，求之诸邸，鞭靴狼籍，金宝纵横，所谈者钱神，所逐者臭腐，举天下冒没利欲货贿之中，不复知有德义之可尊。所为卑污，以至此极，其何以耸国势于九天之上哉！臣所谓国势卑者，此也。理势以顺为贵也，有以整齐之，则纲常举而人心明，上下辨而民志一；否则本根乖剌，而势易逆矣。且君尊臣卑，顺也。今见利则逝，见便则夺，几有无君之心，则臣不臣矣。父慈子孝，天性也。今衣锦食稻，禽犊自如，几有无父之志，则子不子矣。兄友弟恭，顺也。自《棠棣》之诗废而孔怀之爱衰，斗粟之谣兴而友于之念薄，无怨而为有怨，无心而为有心，则失其所以为友悌矣。上衣下裳，顺也。自《绿衣》之诗作，而黄裳之美遂亡；四星之宴兴，而太阳之尊几渎。贱或至于妨贵，淫或至于破义，则失其所以为卑顺也。内中国而外四鄙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今边疆日侵，兵戍久困，则中国忧外患矣。内君子而外小人，交泰之道也。今阘茸尊显，方正倒植，则君子反在外矣。右贤左戚，而鲍宣鲠直之言不敌擅权之王氏；先义后利，而陆贽蓄义之说不胜奸蠹之延龄。藩臣而抗朝廷，外权而重人主，则重不足以驭轻；外台而訾朝议，表臣而诋王官，则内不足以制外。或将军跋扈，不知有天子之尊；或士卒凌迟，未免渎主将之分。德色谇语之俗日滋，枕冠苴履之风日盛，本末倒置，体统乖张。臣所谓理势逆者，此也。天下以国本为安危也，有以纲维之，则泰山四维，大器一置而其势易安，否则累卵其危，邦之杌杌矣。自昔人君之欲尊宗庙而安社稷，其要不在乎他，而在乎国本。盖国本早定，则天下之望有所归，而奸雄不敢有睥睨之心。汉唐诸君受制于宫闱，取决于宦寺，奸谋邪说蔽惑聪明，祸难相仍，如出一辙，此可为天下万世之监也。陛下春秋四十有四，御极二十有三年矣，前星未曜，匕鬯尚虚，天下忧之，缙绅议之。乃者天诱圣衷，亲洒宸翰，妙拣岐嶷，昭示意向，千万载无疆之休，亿万姓无疆之福，实兆于斯举矣。然而选择之意虽定，而父子之名未正；资善之命虽颁，而内外之势尚分。岂妃嫔近习之言有以惑陛下之心乎？抑感生祈福之说有以误陛下之听乎？抑二三大臣不以韩琦、赵鼎之所以事君者事陛下乎？不然，何其迟留而不决，牵制而未定，以至于此也？矧今天下外患方炽而内寇益深，国事日非而私情日盛，失今不图，后悔奚及。陛下当与二三大臣深思之，审图之，先正名号，以消怀奸之虑；次择宫嫔，以防意外之虑；又谨择教谕，以去纵欲之虑，使奸谋不得与于其间，则一祖十二宗之业，可以传万世而无穷。不然，付大事于缪悠，臣恐奸邪侧目，牵掣之计得行，则神器转移。臣所谓事势危者，此也。地势，国家之所必守者也。有以保全之，则首尾联络，唇齿掎角，而其势全，否则日蹙国百里矣。太祖金戈铁马之天下，不幸而分裂于南渡，然郊圻申画，封守谨固，半天下之势固自若也。自精神折冲之谋不谨于庙堂，而四分五裂之势始形于天下。始也宿师于淮北，今淮北入于敌，而退守淮南之地矣。始也城守于襄汉，今襄汉入于敌，而退守荆湖之地矣。始也聚兵于山东，今山东归于敌，而分戍涟水海道之地矣。始也重兵屯三关，今三关入于敌，而退守泸渝之地矣。始也羁縻宜邕，今宜邕警于敌，而严守桂林之地矣。始也重兵屯淮，轻兵守江，今淮江震于敌，而防拓江阴毗陵之地矣。夫吴蜀连衡，襟带万里，中兴半天下之业，非有伤阙也。宁考既全而畀之陛下，当全而保之，以传万世。今不幸而失其半，所存者江浙、湖湘、闽广数千里之地耳。已失之地无复可言，仅存之州，不过如黑子之着面。今遴选枢臣，进屯要地，东尽淮海，西极荆湖，若有意乎日辟之功矣。然庙堂之意向，督府之规模，󲦤绅之议论，几若重于守江而轻于守淮矣。守淮乃所以守江也，今一则曰守江，二则曰守江，则是规画在江面矣。规画在江面，则虽不止于守江，而守江之势已重；虽不显于弃淮，而守淮之势已轻。轻重之说乱其中，而蹙之又蹙，是弃淮矣。会稽之栖易危，江东之事或去，不岌岌乎其殆哉！臣所谓地势蹙者，此也。内患，人心之所共忧也。有人焉以消弭之，则疽根拔而痛斯定，火势远而心渐纾，否则萧墙有忧，祸至无日矣。且边警，外也，流民盗贼，内也。淮戍新兴，云南新附，使藩篱立则门户自牢，郊圻画则封守自固，未易入我堂奥也。惟两淮流离，分布数郡，且在吾邦域中矣。雨旸时而年谷登，则生理安而心志定。今种不入土，穑事荒唐，饥寒之忧，迫逐其后，流离转徙，就食他乡，亦其势之必至也。旬日以来，渐闻有自京口而迁毗陵者，流转不已，则自毗陵而苏、湖，自苏、湖而杭、秀，骎骎迫我畿甸。使为郡守能任抚绥之责，则凡盐酒之利，苟可以资其生理者，听其自为经营，则目前可以苟活；不然，则聚而为寇雠，激而为剽掠，如己亥之冬者有之矣。况淮民素习戎事，步骑器械皆所自有，其视殿严厢禁，仅同儿戏之兵，每每狎易。脱或丛然而起，其将何以禦之？乃若桂东之寇迫我江西，建昌之寇迫我江东，常山之寇迫我辅郡，长兴之寇迫我近畿，虽已捣巢穴，歼渠魁，无复馀虑矣，而臣之私忧，尚有二说：其一，郡县间尚多贪吏，万一不知惩创，争利锥刀，则民不聊生，复出为乱，腹心之地又为所扰矣。其二，枢臣分阃，好事张皇。万一怪政骇令，惊动四方，则民怀等死，激而为变，腹心之地又为所扰矣。呜呼！天下之大，犹人之一身。今边警扰其肢体，流民扼其咽喉，盗贼又溃其腹心，而欲望其为全人，难矣哉！臣所谓祸势迫者，此也。虽然，六者之失，势之偏也。矫其偏而使之无六者之失，则在陛下也。然则矫之将奈何？固不以己德不敬为感格，亦不以己私自用为规摹；固不以浅谋诞易为事功，亦不以邪说觊觎为付托。脩实德以一天人之归，崇德义以洗卑污之习，立大本以齐上下之纲，坚圣断以广燕翼之基，审庙谟以全中天之业，输远虑以弭腹心之患。纯一之德必谨，则天人应而贤哲归。殖货之念必除，则功利泯而道德尊。尊卑之势必严，则本末顺而大体崇。圣明之断必果，则国本强而天下定。庙算之胜必多，则境土辟而旧观还。抚绥之德必行，则内患弭而人心安。不然，则秦孤立之弊，邾卑小之风，汉舛逆之病，隋危亡之證，梁破碎之忧，晋迫切之患萃于一朝，臣亦末如之何矣。惟陛下亟图之！

臣闻边境盗贼之患，自古所不能无，惟在处置得宜，然后不能为患。所谓处置得宜，其略有五：一曰守道，二曰固本，三曰通财，四曰稽众，五曰爱民。至于择将练兵，事之重者也，臣犹以为次也。所谓守道者，用兵之道必须先论曲直。当丙子、丁丑间，饥民闯边者动以万数。朝廷恐惹边衅，抑之不纳。其后边臣贪功，慕箪食壶浆之名，延纳入境。致使重兵在戍，十年不撤，蠹国害民，莫甚于此。已往之事不复归咎矣，今当明正好恶，守攻守之议，广立规模，为长久之计，不冒昧而进，不蓄缩而退，不以一胜而举手相庆，不以一败而唶舌相视，然后可以言道也。所谓固本者，营垒布列，莫先重内，古人处置固自有体。重兵皆在江内，而三衙尤多胜兵。中兴百年，恃此以不恐。其后马司徙置江上，而建康镇江诸军皆在江北，人心易摇，奸宄易生，设有缓急，不能自立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使殿步之兵重于江上，江上之兵重于真扬，真扬之兵重于楚海。聚兵于内，守以大将，有时应敌，可以调发，应敌之后，复归本营。外虽有警，中实安堵，此所以为本强也。所谓通财者，臣固知治国之道不可以无财，有用之财不可以妄用。若必以吝财为政，则军事沦于浅陋矣。当开禧未用兵以前，诸军皆有回易，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，其不肖者固掩为己有，而其贤者犹得以激赏其军也。及乎出戍数多，调发不时，诸军在寨，所馀无几。营运日削，无所取办，而独于互送之礼，买工之弊，不肯少损。盛寒出战，无望斗酒，衣不蔽体，日食尚阙。望敌惊奔，势实使然。士大夫但见乾道、淳熙间诸军富足，将谓今日事体尚未改旧。不知开禧以后大相辽绝，今若改弦更张，必须选择朝臣，徐访诸军利害，供其乏困，削其烦苛。若军用不足，则又损金帛以与之，一时区处未免浪费，比之丧师辱国，孰大孰小？此所谓通财也。所谓稽众者，用兵之道，临机虽贵密谋，而起事要须兼听。汉高祖欲复六国，则郦食其、张良各献其计。武帝诱致匈奴，则王恢、韩安国各逞其辩。用张良之策而汉强，用王恢之策而汉败，此其验也。比岁边事不常，而庙论过于严密，道路妄传，易以惑众。浮言胥动，固不足恤。其实意向不决，未易举事；咨诹不广，难以至当。《洪范》稽疑，谋及卿士；《大雅》先民，询于刍荛。今若采之众论，使之各尽其长，朝廷选而用之，不问卑贱。千虑之愚，容有一得。异时选择边帅，亦将于此而得之，此所谓稽众也。所谓爱民者，自古未有不爱民而可以立国也。今陛下每对群臣，日以爱民为念，大臣圜座日以爱民为政，御史谏官奏疏论事日以爱民为说，而州县田里之间实未有爱民之效。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，则贪吏之害未去也。朝廷立交承钱物之数，本至公也，彼则以增羡为名而掩入私室。朝廷付守臣节制之权，本良策也，彼则以私役为常，而胁以威令。藉义兵以备缓急，本善计也，彼则拘之城郭而失其生业。耕营田以实储蓄，本古道也，彼则强之乡夫而夺其农事。边陲之民怨声盈耳，卒有缓急，将何所恃？必须惩其一二，明示播告，使之改行率德，庶几百姓安业，此所谓爱民也。有此五者而后可以为国，如其不然，臣窃忧之。至于择将臣，不敢易言之也。以今之将为皆不可用耶，则将以何人而易之？以今之将为必可用耶，则又不敢以为然也。夫使守道之策行，固本之议定，通财之说明，则识事者必应时而起；稽众之计广，爱民之政举，则好事者必举贤而进，可以类求，可以意使矣。若夫练兵，则又为将之事，非朝廷之所忧也。臣受国厚恩，无所补报，倾倒所学，不过如此。惟陛下留神，取进止。

大翼一艘，广一丈五尺二寸，长十丈。中翼一艘，广一丈三尺五寸，长九丈六尺。小翼一般，广一丈二尺，长九丈（《文选》颜延年《车驾幸京口侍游曲阿后湖诗注》）。

其一谓宜以天下为度，进图洪业，恢复土宇，勿苟安于东南。其二谓驾御诸将，宜威之以法，而限之以爵。其三谓宜命讲读之臣，于所论说之外，取累朝训典及三代、汉、唐中兴故事，日陈于前，以裨圣学。其四谓宜监观伤善妨贤之谗，偷合苟容之佞，市恩立威之奸，怀谖罔上之欺，听其言，察其事，则忠邪判矣。其五谓爱民先爱其力，宽民先节其用。又谓朘己俸以佐国用，当自宰执始。又谓分阃而属大事，类非偏裨之所能为，必得贤大将然后可。又谓制置一官，宜可省也，合令沿江州县，各备其境内，而总之以漕帅，上自荆、鄂、江、池，下至采石、京口，讲之有方，委之有人，防秋上策也。又谓宗室中岂无杰然有人望，可以济艰难、赞密勿、留宿卫者，愿求其人，置诸左右。又谓人事尽则天悔祸，否则恐天未欲平治也，不可独归之数。

宋朝与大金通好，每岁正旦、生辰二使并无违阙。缘近来所遣使命，值彼国边鄙不宁，不曾一一预期止住。或有已过北界，留下岁币，却行发回使命，不容面投国书。或有已至界首，不即关报，致使所发岁币停留损坏。兼本朝两次遣使，即未得彼国遣使报谢，违误信誓，不在本朝。今来若又并遣两使，费用如前，万一临期又行止住，实为不便。合差下使命职位，权于镇江府扬州等处少待，候彼国使命过界，方许蹉程前去。庶几和好平允，不至牴牾。万一失期不来，便即唤回使副，收还岁币，牒会泗州屡失信因依。仍秣马厉兵，谨守边陲，以备不测。固圉便合有出战规模，出战便合有追奔规模，追奔便合有扩地规模。有扩地规模，乃可固圉，非谓便欲谋大，所谓立其身于不败之地也。今人才说规恢，便谓与固圉立异，非惟未可与言外治之策，亦且未可与语内治之要。

安陆之属孝感，有贤县官，爱民同其政，退食自公，二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昏姻。宰蒋公讳元龙，有子椮，字季长，端悫修洁，择簿公嫡长女为之配，则黄氏也。讳惟淑，字顺师，世为南康军都昌人，赠朝散大夫讳可之曾孙女，朝散郎、知汀州讳武之孙女，朝奉郎、潮州通判讳瑰、安人曹氏之女。年十有九归于蒋氏，有妇言妇德，得舅姑意，以没其世。蒋氏家本莆田，居京口已二代，迁徙无定所。季长终鲜兄弟，阙手足之助。外家申国吕也，侨寓九江，与南康共庐山而近，以二族故，卜筑于山之阳。家无饶财，顺师守以俭，雅好诗礼，有家法以教子，无嫉妒以待下。开禧丁卯春，得季长书来古沔，言「蒋氏家不幸，顺师去年十二月癸亥得暴下疾，医环视缩手，自晨至午，忽为古人，年四十九耳。丧已踰月，将以三月某日葬于城西南四十里定冈田舍，盍为我志而铭之」字顺师，余之姑女，又室人女兄也，接屋而居，知其事审矣。有子三人：忠，已授室；焘，年几冠；其幼未名。铭之曰：

蒋氏盛时，门望嶪峨。及其西迁，家道洽和。弦诵咏歌，克宜其家。其人则良，内助亦多。天方荐瘥，逝者如波。贤否一间，生死同科。昔往曷从？布浙斯河。今归曷安？庐阜之阿。其死盛年，其德不磨。鹤发有亲，苍天奈何！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赞曰：臣之妻父国子祭酒萧之敏为臣言，刘锜顺昌之捷不在杀金平、和尚原下。晚岁守荆州，闻其名者争先睹之，锜褒衣博带，自言老当退矣。圣眷念其前功，尚令分阃。其挟有勋劳之意，形见颜面，识者知其志气有限，不可以复用。其后握兵京口，往来江淮间，轻进易退，卒致瓜州之衅，失其本心，非疾病而后乱也。按李显忠、魏胜二传，其人忠勇善战，亦皆万人敌。显忠杀宿州之降，已不足以厌服人心，所部诸将仅有曹高麦一二辈颇致其力。及张计通等拥众而归，遂抟手无策，与之俱遁，则于知人御众之道犹有歉也。胜以捐躯效死，可谓义士。朝命未通，孤立于东海；援兵不至，送死于淮阴。贤则贤矣，临事而不惧，好谋而不成，犹非中道。若夫智略足以料敌，鉴裁足以用人，纪律严而下不忍怨，粮运竭而众不忍叛，身死八十年，闻风者犹且悦之，其惟岳飞乎？古之所谓大将，不过于此。然而南北分合，应有定时，忠邪身死，应有定数，岂权臣一日所能自为之？哀哉！

君讳渤，字仲容，其先许昌人也。曾祖讳德恭，终于华州蒲城主簿，遂为蒲城人。祖讳知岩，父讳仁愿，皆不仕。君少沈悟，慨然思自奋励，以起其家。读书业文，不舍昼夜。天禧三年举进士，擢高第，为原州军事推官。再调邠州观察推官，移监凤翔府太平宫。历兴州军事推官、陇州防禦判官、权知天兴县，又为润州观察推官。凡五为从事，积十四考，徒以无荐者，不得迁。而君益以刚介自守，亦不以人不己知为愠，孔子所谓「君子者乎」。其罢天兴也，尝退居终南山下，葬其三世，既而以林泉为乐者凡五六年。贫甚，亲友不堪其忧，以义劝之，遂强起官丹阳。时先文正自饶移润，适君在幕中，遂知其贤，因暇日问之曰：「以君文行之高，何知者之少耶」？君对曰：「相知之道，固未易也。未尝茍欲人知，故人亦不知。盖闻君子病乎无能，不知非所病也」。文正公爱重嗟叹之，遂荐于朝，改著作佐郎。以不善史事，求监邓州商税，又移监西京税。迁秘书丞、监嵩山崇福宫。宫旧无监官，文正公方在政府，以君高介之节，不可劳以俗务，故特奏置监官以处君。而与宦者不合，罢去，监郾城县税。年六十八，告老于朝，得以本官致仕。文正公解赐带以赠之，今仆射富公亦遗钱十万，遂买山居于箕、颍之间。庆历丁未岁七月一日，以疾卒，享年七十。君疾中为文二篇，以示子孙，其大旨皆穷理尽性之言。呜呼！死生且不能累君之心，况名利邪？娶武氏，屯田员外郎骧之女，治家有贤淑称。二男，长曰惟忠，以君致仕恩累官为德顺军判官，后君若干年而亡；次曰惟孝，奉君之丧，以某年某月日葬于颍阳县醴泉乡盖祖里，夫人武氏祔。女一人，适屯田员外郎薛仲恪。孙男三人：宗述、宗逸、宗远。孙女二人，并幼。君性高洁，而尚仁恕，平居不妄言笑，尤精于鉴裁。其为文章，必本仁义，而以教化为主。有文集十卷、注《文中子》三卷藏于家。尝以所业投富公，公以为黜邪辅正，崇立经术，得孟、韩之所存。噫！以富公之称，固可信其文矣；以文正公之知，固可信其行矣。葬既有期，惟孝持君之《行状》，泣来请铭。予以先公所知，义不可辞，而为铭曰：

学臻乎原，仕恬其进。世不我知，乐以自信。金玉其坚，芝兰其芳。潜英隐华，久而乃彰。位不克显，道则有馀。呜呼许君，其君子儒。